城市公共空间是都市文化的栖息地

　　村子里的水井边，城市中心广场、公园，小区里的休闲娱乐地带，甚至是行走的苏格拉底……究竟哪些是公共空间，它们承载的功能和意义又是什么?

　　有人说深圳没有成功的公共空间，有人则持完全相反的态度。不同的身份，不同的个人体验，对公共空间的理解和定义各不相同。这些释义，也正是我们为什么要关心、需要公共空间的原因。而公共空间在深圳乃至中国当下体现的各种特性，却能折射出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各色光谱。

　　近期，在深圳图书馆举办的圆桌会议上，来自荷兰、法国以及香港、深圳、广州等地的知名建筑师、艺术评论家以及媒体人和热心市民围绕“公共空间”这一议题作了深入探讨和交流。从定义到价值，从经典到失败案例，从广场舞到香港“占中”，从欧美到深、港、台，他们的经验和观点对于打造适合深圳的公共空间不乏参考价值。

　　公共空间是什么?

　　批判型：

　　中国公共空间的三个误区：

　　计划性、集体化、炫耀性

　　筑博执行总建筑师冯果川认为公共空间应该从哲学家身上找依据，它实际上是有助于促进一个人的觉醒和成长，为了成就某一个个体。以此为参考，他觉得中国公共空间有三个基本的误区：首先，它实际上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我们把人口当作自己的财产，为这些财产进行一些资源上的配置。所以，在中国如果一个城市的密度是75平米一个人，那么它应该有5平米的公共空间、绿地，这是一种很荒诞的逻辑。”

　　另外一个误区，它是集体化的空间。“我们的公共空间集合了很多人，但不是为了让这些人成就自己的差异性、发现自我的意识，而是抹去自我的差异性。”

　　还有一个误区，它是一种炫耀性的空间。“我们的广场、公园，这些所谓的公共空间，包括一些大的公共建筑，其实是用来炫耀政府的财力、政治成就，并没有推动公共生活。”

　　就其特性而言，冯果川认为公共空间最基本的是向人开放的，对人有一个邀请的、没有心理压力的、可以进入它的一个姿态，进入之后会觉得被这个空间照顾。此外它还能促进多样性产生等等，所以这个空间不能只是简单的一个平坦的空间，可能需要有一些不同变化吸引不同的人群，引发不同的事件。

　　当代型：

　　公共空间是当代精神的一种

　　中法城市可持续发展协会建筑与城市部负责人王翔觉得，公共空间是当代精神的一种。每一个城市、每一种文化在不同阶级的统治下，它的方式都不一样。不应该用同一种标准衡量优劣，巴黎有巴黎的表现，它的政治元素也在某一时刻是非常强烈的，纽约是一种很均等的方式，这跟它当时的快速发展和当时出现的情况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中国的城市也将会有自己特定的空间，“我觉得其实最后衡量的是使用其中的人，一个公共空间是值得这些人去生活、去体验的地方。而每一种文化在不同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下，最后会形成自己特有的一种空间。”

　　一个设计者或者一个城市管理者，他们在不同层面决定一个城市的结构、在不同的层面决定城市的公共空间。“作为设计者，我会觉得可能最重要的是把握一种平衡、一种功能、一种使用、一种多样性、一种交流的平衡，而这种平衡会让这个公共空间更具人性、文化性和自己的特性。”

　　怀旧型：

　　行走的苏格拉底就是公共空间

　　后院读书会发起人王绍培说，在传统社会有一个地方是很典型的公共空间，就是水井的旁边，打水的人到这个地方来，汇集到一起在这个地方停留，会交换很多资讯。

　　“在古希腊，公共空间被苏格拉底带在身上，因为苏格拉底谈论的都是公共的话题，会问什么叫公平、什么叫正义。古希腊有很多这种场所。这样一种界定，其实在今天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广场大妈在广场上跳舞，那个地方就是公共空间，但是这种公共空间我们可以把它淡化、忽略。”

　　我们在一个场所谈论一些公共话题，这些地方就是公共空间，它是不限于一个物理形态的。还有另外一种形态的空间，它以二维的方式出现，比如微信群，但是微信群可能聊一些八卦的事情，有一些群聊的是非常公共的话题。比如像我们后院读书会有一个微信群，我们谈论的很多话题都是公共话题，这个群就是一个公共空间。“我觉得在公共空间发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突破人和人之间很多很多的界限、壁垒，把自己的局限性呈现出来，尝试突破局限性。”

　　广场舞空间,成功还是失败?

　　对于风靡全国的广场舞，褒贬之声皆有。而在广场舞公共空间的使用上，与其说争议的是空间的成功与失败，倒不如说是对广场舞本身行为的争议，而更多观点认为应予以包容。

　　记者在深圳布吉几家小区作调查时发现，居民小区的休闲娱乐地带在晚间就成了广场舞大妈们的舞台。但是，欢快的舞点却成了扰名的罪魁祸首，频频被小区居民投诉，甚至施以丢“水袋”报复。中兆花园小区的张大妈对记者说，“我们也很无奈，小区太小了，大家能活动的空间太少，白天这里是篮球场，晚上又变成了停车场，我们还要和他们说好话。现在我们跳舞都把音乐降到最低，都快听不见啦!”

　　尊重个体自由选择

　　且不干扰他人

　　王翔在他居住的小区里也曾经饱受广场舞侵扰。他说，有一天忽然没有声音了，原来所有的大妈戴着蓝牙耳机在那里跳。很多人同一动作，在黑暗中默默移动，当时感觉很吓人。“但是，我觉得这是她们的自由，也不影响我的休息。”

　　公共空间之于个体最重要的是什么?王翔认为，就是能以自己的方式，自由地在那里生活。你爱跳广场舞就跳广场舞，创意地使用这个空间。

　　广场舞：集体主义的残骸

　　冯果川认为，虽然大妈广场舞使用了公共空间，但它是集体主义的残骸，是在把一群人捆绑在一起，顽固地抵抗已经失去集体主义光环的社会。

　　向广场舞大妈学习空间转换

　　王绍培认为，广场舞大妈们创造性地发现了城市的公共空间，我们应该向她们学习、并配合她们。首先学习的就是如何创造性转换空间。我们现在的建筑、小区，其实没有公共空间，而很多地方被大妈创造性地变成一个公共空间。“为什么不能把公共空间确认之后，再来决定建筑的布局呢?”

　　公共空间最重要的是独立性

　　多米尼克·里昂认为，个体在公共的场合里最重要的一点是独立性，“这并不代表你是孤独的，你有自己的一些权利，广场舞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实它是个人在公共场合里发挥的一种使用权。”

　　广场舞大妈很有勇气

　　奥雷·伯曼认为广场舞大妈是一群很有勇气去使用公共空间的人，只要这个空间在鼓励人去运用，就是好的空间。而对于建筑师、城市规划师而言，公共空间不应只是一些座椅或者放了几棵树。“设计师的脑海应该有一个时间轴，不是为当下设计，要看到10年、20年甚至更长远。”

　　公共空间不是设计出来的

　　是被使用出来的

　　公共空间的责任全在建筑师或者规划师身上吗?深圳市城市设计促进中心主任黄伟文说，“其实公共空间不是被设计出来的，是被使用出来的。不管你设计的公共空间好与不好，从形式上其实是很难去定义它的，但是如果它被使用了，它就是一个好的公共空间。”

　　在深圳图书馆的门前有两个广场，这两块公共空间其实还没有完全做完，现在只是把树种上，希望再设计，虽然还没有被设计完，但是我们在使用，把它变成了一个热闹的公共空间。我也认同，苏格拉底到哪里，哪里就有公共空间。如果有公共意识和公共交往的愿望，你们到哪儿，那个地方就是公共空间。

　　政府搭平台，不当包办家长

　　在回应一些观众认为政府应该做得更多，由政府提供公共需求时，冯果川认为这一逻辑判断是有问题的，“因为没有人知道那个公共需求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它在哪里。所以，政府要做的是搭一个平台，用公众的方式决定这个需求，同时提供一个平台让设计师、公众来商量解决的办法，政府的角色从头到尾都不应该是家长包办式的。”

　　案例

　　台湾：失败的台北圆环夜市

　　与成功的西门町

　　黄茜芳说，台湾的夜市是从庙宇前面的广场开始引申出来的，非常接地气，可能就在路边产生，只要把夜市往楼上或者楼下搬，必死无疑。她心中最失败的案例是台北知名的圆环夜市。历经两任市长，改造失败，严重破坏了台北人对美食最美好的记忆，原来好吃的摊位都搬离了，那个地方就等于死了。

　　对自小在台湾长大的黄茜芳，西门町在她心中有着多彩的记忆，也是她心中台湾公共空间成功的代表。她说，随着台北都市规划的东移，这里曾经没落，但观光又让这个地方成为台北最贵的地方。尤其开放了自由行后，很多大陆朋友到台湾旅行都会来这。

　　西门町有很多公共空间，是她心中标准的广场，这里可举办歌手的演唱会，也有街头艺人小型聚会，到了晚上更是热闹非凡。这里有第一家台湾口味的冰淇淋店，有青少年热爱的诚品生活116，还有真善美剧院，它是台湾新潮流电影非常重要的一处发源地。

　　色情行业在这里一度泛滥，因为1949年之后有很多人到了台湾，包括一些没有结婚的老兵，也会来此地解决生理问题。这里业态复杂，就在地铁站1出口，就有一个警察局。同时，这里也有很多的妇产科诊所和美容诊所。

　　黄茜芳认为，这里留下了台北市被殖民的文化痕迹，尤以美国、日本为甚，现在韩国文化也注入其中，但这里同时又保留了台北市的一些特色，包括咖啡馆，老餐厅并存于此。

　　深圳公共空间的褒贬之声

　　冯果川认为，深圳公共空间大部分都是失败的，计划烙印太深是主要原因。深圳虽然是中国改革开放创造的第一个奇迹、第一个城市，但那个时期做城市规划的人，其实完全是计划经济的思考。相比北京、广州、上海等城市，由于这些城市有大量的没有被拆掉的老城区在顽强抵抗新的计划经济式的规划，所以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可以转，但深圳几乎是大规划下白纸上画的小城市，所以公共空间的质量都很差，是用指标划的公共空间，不是基于人的感受设置的，这种自上而下的规划给深圳带来很大的灾难。

　　虽然很多灾难，但是被大家用得还不错，就像深圳图书馆旁边的“诗书礼乐”四个广场，可以看到很多表演。但是仍然可以感受到，它不是为个体来设置的。这个城市里，其实有很多集体主义时代的残骸，比如大妈的广场舞就是集体主义的残骸。它实际上是在把一群人捆绑在一起，顽固地抵抗已经失去集体主义光环的社会。

　　与此相反的是，奥雷·伯曼觉得，“深圳的公共空间其实已经非常成功了”。

　　“对我而言，这个空间制造出来之后，如果人使用了它或者被鼓励去使用了它，这个空间就是成功的。比如深圳图书馆周边的广场，还有白石洲有很多的地摊，人也很多，还有很多活动发生，这就是成功的空间。”

　　荷兰：95%的公共空间都是失败的

　　奥雷·伯曼曾在荷兰的公共空间评审会任评委，每年会有一次评奖，但他认为95%的公共空间都是失败的，因为这些公共空间只有娱乐性和所谓的家庭性，但是并没有给予人们勇气令他们做平时在城市空间做不到的行为。

　　法国：成功的南特岛广场

　　王翔很喜欢法国南特岛上的一个规划，规划师选择了原来造船厂很大的一些车间作改造，而今变成深受市民欢迎的大广场。

　　“如果从一个建筑师的角度来说，会觉得这种空旷的尺度把空间感抹掉了。但它反映了当时这一个地方存在历史，把所有的痕迹，包括船舶、轨道保留下来，而且在一个空旷的空间里面放一些巨大的物体，比如一些很大的大象、船舶、雕塑，把整个空间的尺度用一种建筑的方式或者尺度的方式打破了。其实，公共空间最重要的是一个设计者或者一个使用者，从一种平衡的角度找到公共空间和它使用方式，以及它的各种可能之间的一种平衡。”

　　香港：“占中”为什么不选公园?

　　香港大学副教授杜鹃说，据她了解参与香港游行的大多数20岁左右的学生，他们选择在街道游行，并不是香港没有大的公共空间，维多利亚公园足够容纳几百万人，这样做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希望能够引起世界和社会的关注，所以没有选公园和广场;二是，希望能够以行动来引起社会的某种不变，借这种不变作为赢取跟政府谈话的可能。而她还了解到，在街道里用竹子、砖头、水泥设置路障的人，很多是建筑师或者建筑专业学生。

　　公共空间应该是对公众，它是允许所有人进入的一个空间，是所有人可以在里面自由出入或交流的空间，这样子的空间如果不存在，我就不认为这个城市有公共空间。

　　——2013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策展人、创意总监奥雷·伯曼

　　实际上，每个个体在这个空间里面会是一个受益的过程，但是他在这个空间里应该不受其他形式的影响，包括政治、文化、经济的影响，他是一个自由的个体，同时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享受到城市的各种便利。

　　——法国著名建筑大师多米尼克·里昂

　　公共空间的参与更重要。如果从艺术的层面来定义公共空间，就是让艺术可以在这个地方发生，人们能参与这样一个艺术行动或者是行为。

　　——台湾艺术评论家黄茜芳